第十表宗教法，共十一条，主要是丧葬方面的规定。
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权利关系更为扩大，权利冲突日愈增加，对权利的保护就更加成为西方法律的重中之重，不仅有众多的法学家为权利作理论上的论证，在法制建设上围绕权利的立法也更加详尽，更为完整，更成体系。这样我们回过头来看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，就可理解为道德和权利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大本，是政治教化的根本，而法律只是为这个大本或根本服务的。
中华法系的独出特点，这是第四章的内容，我们先将中华法系和世界其他主要法系作了比较，指出中华法系不同于其他法系的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道德入主中华法系。可以这么说，迄今为止，除了中华法系，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是明确地把道德作为法律的主要遵循的，更没有一个法系是明白其中的深邃法理的。然则从人之性，顺人之情，必出于争夺，合于犯分乱理，而归于暴。[5]对中国古代法律和法学满含敬意。[8]在这些否定中，共同的一点，指斥古代中华法系中道德占有主导地位。
[22]站在我们今天历史的高度，我们说权利从出于人性，不是强为之词，我们说权利属于道之一端，也颇合荀子之义人们衣食不愁，懒散闲适，不必艰苦的劳作，也不积攒财富，没有贫富的分化。寂兮寥兮!独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
我们将要重建的中华法系，既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中华法系的精华，尤其要把道德为本的主旨发扬光大，又要参酌西方法系，借鉴其成功经验，特别是让权利为本家喻户晓（这方面在中国从来都是弱项），将道德与权利熔铸于中华法系中，使之成为新的中华法系的根本遵循。这一点对古老的中华法系同样适用，只不过表现得更曲折更隐讳一些。我们还欣喜地发现，中国古代先贤在这一重要的探索中并没有缺席，而且以其真知灼见为我们提供了思想升华的台阶，尤其其中关于道的观念，更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。这种历史错位，这种食洋不化，不只是给我们的现实政治带来持续不断的困扰，还为我们未来中华法系权利本位的建立留下不必要的羁绊。
如此一来，道德要入主西方法律，就更显得长路漫漫了。这就为权利的本体论打下了基础。
《荀子·强国》[21] 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顺是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。这构成了两个问题：中华法系是不是德法不分？中国古代法律中是不是道德取代了法律？我们要重建中华法系，要在古老的中华法系中汲取其精华，这两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。儒家关于道的学说，人们会认为仅是一家之言。譬如对权利的人为拔高，甚至神圣化，我们在马里旦、耶林、德沃金等人那里都能看到。
以权利为本，是法律的题中应有之义，这在西方由自发到自觉，也经历了数千年。[18] 我们多次用到恶的对立，黑格尔把没有同一性的对立称为恶的对立，这在本书中会频繁地出现，我们对法律有一个新定义： 法律是以国家权威强制施行的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。因此，道（即荀子说的人道），在小范围来说，是人类的一切社会科学都要遵循的，旨在满足道德和权利的人性需要。它是开放的，希望人们参与讨论，它甚至可以成为众矢之的，大家群起而攻之，在诘难和砥砺之下，或能攻乎异端，折合中道，走出中国现代的法制道路。
近代以来，西方法学家更加明确地感知道德在法律中的重要性，有的仍接续自然法的思想，试图通过对自然法的重新解读来体现道德的力量，如马里旦等。所以，民族自我意识之欠缺算是沈派先天的缺憾。
如果认为道德只是一应然，或者是一神启，甚至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么无论如何都很难把道德融入法律，因为这样的道德是一个超然物，与处理世俗事务（尤其是恶的事务）的法律格格不入。那末，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今天仍然对西方法系念兹在兹呢？无庸讳言，是西方法系在体系上的完整、在法理上的深究，值得中国借鉴，最重要的是西方法系权利为本的鸿篇巨制，是当代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急需的。
有人把道德视作权利之一种，如德沃金。[19]荀子反孟子之道，提出性恶论，并以礼法加于框限，把礼当作道，[20]虽然多了一重转折，也是从人性深处来体察道的。反之中国古人在公元七世纪时就将道德有效地融入法律，使之成为法律的主要遵循，还不令我们的民族自信心爆棚吗？按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·庞德的考察，西方人在古希腊时期已经注意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，但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有关法律的正当或公正，而这种正当或公正来自于自然或自然法。也就是说，法律的道德性是隐藏在正当或公正中，并托身于自然或一个外在的力量。这种状况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概括：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。德即道德，这无异议，礼过去也多以为是道德的制度性规范，但在荀子的思想中，礼更多地表现为对权利的规制，而且我们在对《周礼》的解读中，看到不少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制度性安排。
肯定者认为，中华法系以道德为主轴，正是中华法系的独特优势，是世界其他法系不曾具备或不曾制度化体系化的，是最值得当今中国法律继承和世界各国法律仿效的。应该说，从古到今、从外到中，权利一直是法律的主要内容，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，权利的表现形式不同，人们对权利的认识不同，权利在法律中的权重不同。
[13] 这里是我们对庞德的考察的简单归纳，更详细的内容参见庞德的《法律与道德》Ⅰ历史的视角。有人把道德换算成法律规则，如富勒。
新之为新乃在于论说之新，则是强调当今中国人面临现代化的历史性境遇，进入所谓全球化结构之中，必须创发不同于经学，特别是不同于理学的新的知识或学术体系即法学思想系统，为一个现代的人类秩序奠基，并开辟出一个中国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法学新时代。在《礼记·中庸》开篇的这十五个字，是我们理解道的密钥：所谓性，从大的方面讲，是指万事万物天生的、自然的本性。
及至近代西方列强围攻中国，中华法系几近于退出历史舞台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中华法系焉能不受到影响。以权利作为法律的主要遵循，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，在古罗马的《十二铜表法》中就现其端倪，《查士丁尼国法大全》则是围绕财产权而成其系统性的法典，虽然两部法律中的权利保护主要倾向于统治阶级，但以权利为主轴的脉络却是清晰的。二者针锋相对，争执不休。
[1]凌斌博士说中国法学至今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学术状况，看起来有耸人听闻之意，实则是责深言切之心。[10] （美）罗斯科·庞德著，陈林林译：《法律与道德》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，第86—87页。
权利是人性的外化或转化，权利的实现也就是人性的实现，这一点西方人近代有了明确的认识。中华法系在它的中期形成高峰，通过对德与法关系的论辩和实践，终而在《唐律疏议》中得其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结晶，成为中华法系的定海神针。
了解到生产方式不仅对人性的表现形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，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，从而在人们的法律关系中表现出来。[28]魏敦友的新道统论，遭到一些人的不解、质疑甚至反对，这于学术而言是正常的，而且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径，唯其通过这样的学术否定，在反复的辩难、探寻、深究中，才能使新道统论不断完善。
我们说以权利为本位是法律的题中应有之义，加之有权利本体论的深入论证，就更加夯实了法律的权利本位的基础。这有一定道理，但又不尽然。更多的人直接把法律置于道德的基础之上，如富勒、登特列夫、拉德布鲁赫、川岛武宜等。《荀子·性恶》[22] 应该承认，在荀子的心目中，规范、限制甚至制裁的意义更重一些，保护的意义则很淡，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。
德与法的制度化，泾渭分明，怎能相混，岂能不分。[9]法律就是为了维护这个根本而设的。
[2] 蔡枢衡著：《中国法律之批判》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6页。[25]韩非言：道者，万物之始，是非之纪也。
有人将道德当作一主观性，如黑格尔。道德与权利同源而异流，既有其对立性，又有其统一性，如何安顿二者，是未来的中华法系要倾力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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